佳妮英评网 英语资讯 出国英语口语教学:中国人的英语纠结(图)

出国英语口语教学:中国人的英语纠结(图)

1862年,中国第一个外语学习机构同文馆成立,图为同文馆的学生跟洋教头学习外语。

1862年,中国第一个外语学习机构同文馆成立,图为同文馆的学生跟洋教头学习外语。

北京2016年高考方案中,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,中考英语科目分值由120分减少为100分;山东从明年起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,英语试卷满分从现在的150分降到120分;此前,江苏还传出英语将“退出”高考,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…… 有关高考调整热度还没有结束,教育部又出面澄清:从未将英语四级与大学学位挂钩。这些是否传导出一个信号:英语真的要降温吗?它要为母语让步?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等在内的媒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:持续的英语热降降温,表现了崛起中国的自信。从1862年英语正式成为规范课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,中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始终在变,争论也一直存在,纠结心态充斥在课堂里,当然更纠结的还是在课堂之外。

10月30日下午,邯郸路220号的复旦大学文科楼,从事英语教学40年的邱东林一脸严肃,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两页材料,“英语热有什么不好?为什么批评?不可理解。美国人也在积极地学习外语,这是趋势,全球化下的趋势!”

在这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、博导眼中,目前所谈论的英语热实质上是考试热,而考试热确实存在问题。真正意义上的外语热本身不是坏事,或者说没有什么不好,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,是交流的需要,尤其对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不易。

邱东林教授将英语热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的视角,其实一直贯穿在英语成为中国规范课程后的150多年里。

战败“自强”

被迫工具性地学习

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清政府,从向来自诩“天朝文明”、非“夷狄之邦”所能比拟的状态中,开始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士。他们认为,唯有了解和学习“西洋”文明,谋求振兴,巩固统治。

因英语人才缺乏,语言文字不通,中英之间还产生过龌龊,甚至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。根据《南京条约》出国英语口语教学,中国开放广州等通商口岸,身处广州的地方官员咬定条约中开放的“港口”,并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,因此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,不准进城。而英方认为,“口岸”(port)不只局限于港口,开放包括广州城在内。双方争执不下。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(John Bowring)到任后,身为自由派政客的他,虽然主张宪政、民权,但在远东他发现,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,依然无法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。最终,借助“亚罗号”事件,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

战争结束后,英国特意在《天津条约》中规定:自今以后,遇有文辞辩论之处,总以英文作为正义,并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。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,开始洋务运动,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,恭亲王奏请设立总理衙门。次年,总理衙门设立,但官员们大多不懂外语,于是恭亲王等人又奏请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、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。于是,京师同文馆就于1862年应运而生,隶属于总理衙门。

1862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,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(J.C.Burdon)任第一任英文教习。随后,法文馆、俄文馆、德文馆、东文馆(日文)等相继成立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(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)被任命为总教习,他也是该馆第一任校长。自光绪十三年(1887年)起直到1900年该馆停办时,每年学生总额维持在120名左右。

同文馆第一次总考试于1865年10月11日至19日举行,历时9天。初试是把外国照会译成汉文。复试是将某条约中的一个片段译成外文。最后口试,密出汉语条子,令考生口译成外语。

除同文馆外,各地也举办了外国语文学校,诸如1863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,1864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等等。纵观这些学校,功能有两个: 一是培养翻译人才,另一类意在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。

当时正在维新中的日本,也正在狂热学习西方,文部卿森有礼甚至主张把英语当做国语。后因日本民族主义者忌恨,森有礼被刺杀,但日本更彻底地了学习西方,最终击败了清政府。

自此,清政府的自强运动以失败告终。光绪皇帝、翁同和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决心走维新道路。张之洞于1898年3月在《劝学篇》中提出了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主张,成为当时的教育宗旨。根据这个宗旨,他们于1902年拟订颁布了《钦定学堂章程》(即“壬寅学制”)。1903年,张百熙、荣庆、张之洞加以修订而成《奏定学堂章程》,奏准颁布后,成为“癸卯学制”。

按“壬寅”、“癸卯”学制,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均开设外语课,这也是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的起点。“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”,而对初等小学的外语教育,是“断不宜兼习洋文”;而设在通商口岸附近之处的高等小学堂,可在学堂课程之外兼教洋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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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的研究者认为,语言学习中,始终存在着中学和西学的地位问题,而解决之道是张之洞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他认为,外语学习的首要条件就是精通中国古典作品,因为只知外国,不知中国,无异于丢弃良心。

教会学校

也有拒绝全英语教学者

诸如同文馆等在内的学校出国英语口语教学:中国人的英语纠结(图),选拔的生源有限,而真正让英语教育扩大影响的,是随后的教会学校。

最早一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南方的澳门和香港建立。比较知名的是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和英华书院。容闳便是马礼逊教育学校学生的《英语集全》作者之一。容闳是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名中国人,后来在建立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方面颇有影响,被清政府邀请出席会议,与高官共商采取何种对策使中国现代化。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的毕业生也在“自强”运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。

在整个19世纪一系列有影响的教会学校中,1862年建于香港的中央书院(后改为皇仁书院)最为出名,因为它出了一个著名的毕业生—孙中山。1884年到1886年在该校就读的孙中山,1923年返港演说时说:“我们必须以英国人为榜样。我们必须把英国好政府的榜样传遍中国各地。”这远远超出了张之洞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的范畴。

起初,教会教育进展缓慢,到1870年代仅有20家教会学校,学生约230人。义和团运动之后,在华传教士人数飙升。1925年,基督教会小学7000多所,学生人数超过了25万,其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6000人。

另一个以外语教育出名的是教会大学。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,外国传教士共在华建立了13所新教会大学,著名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、齐鲁大学、岭南大学、沪江大学、汇文书院等。1949年后,这些大学不是改名,就是被其他机构合并。这些大学一般人数很少,影响力达到高潮时,总入学人数也不过12000名学生。这些学校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出国英语口语教学,很多中产家长都把子女送去接受教育。

上述大学,大多都选择了使用英语教学,虽然对语言的管理不尽相同。有些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质量全国闻名,如上海的圣约翰。英语在这里成为主要的教学手段,该校也被称为“中国英语培训中心”。

汇文大学(燕京大学前身),已经超越工具化论调,它的英语教学计划的目标是:“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关于英语语言的批评知识和实际知识,从而在他(学生)面前打开神学、科学和哲学的宝库。”

燕京大学十分强调中文学习,特别是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后更为如此,其宗旨就是要成为一座中国文学的编目和研究中心。现在该学社仍活跃于哈佛大学中。

对全英语教学,也有教会大学反对的,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齐鲁大学。

该校校长、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。他认为,如果使用英语,学生会被诱惑到外面经商赚钱。后来齐鲁大学学生罢课请愿,要求引入英语课程,仍遭到狄考文的强烈反对。

“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,这是一般的年轻人所难以抗拒的。”狄考文说,“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发狂地要学英语,因为他们认为学了就会有钱。”当然,他主张中文教学的另一个目的是,便于在中国传教。

这种教会学校带来的影响,并非让所有人开心。比如,1920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·罗素,对他所见的诸多方面感到沮丧,他甚至怀疑美国传教士的教化热情背后隐藏的目的。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批评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。

“五四运动”之后,传教士教育受到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炮轰,“五卅事件”发生后,更出现大学学生退出教会大学的浪潮。另外,当局要求教会中学登记,校长必须是中国公民,宗教课程变成选修,教学方式按政府大纲执行。因此,约3000名传教士离开中国,教会学校式微。

民国时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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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好的精英式教育

1912年,南京临时政府成立。9月,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学制系统,1913年1月又作了补充修改。因为1912年是壬子年,1913年是癸丑年,于是民国初年的学制又名“壬子、癸丑学制”。

这一实行到1922年的学制,对小学、中学和大学的外语都做了规定,如高小视地方情况可于第二或第三年加设外语,中学四年外国语为必修课,大学预科必修外语,文、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必修。

“1913年,七月下旬我到上海,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,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、法、商三科,只考国文与英文。英文考题是造句、填空、改错、中译英、英译中。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。”茅盾在《我走过的道路》中回忆,他被录取后到北京大学预科上学,当时预科还要求选择一门第二外语。

国民党执政开始后,政府控制的学校很快超过了教会学校。到1920年代,教育的各方面都受到国民党政府控制。国民党中学中,对外语学习规定相当宽泛:通常的方法是语法翻译,典型的意义就是精读、背诵并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。

当时,这类辩论有很多,核心是如何最有效地防止中国人的价值观受到西方侵袭。到1927年,中国舆论已转而反对教会学校,教会学校越来越被视为“文化和心理分裂的来源”,而且是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。

以至于1920年代后期,上海文人按照教育背景分为三派:英语派、法德派和日语派。其中英语派的代表有温源宁、吴经熊、孙科和林语堂,他们主张中西融合。

争论之中,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并不显著。从1923年到1941年,国民政府陆续出台了中学外国语课程大纲,但并未达到影响全国的力度,这种精英式教学模式虽然未掀起英语热,但是当时的开放口岸的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仍旧很高。

这种热情让在华的外国人也感到不解。香港大学首任英语教授、从192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早期一直在华担任英语教授的罗伯特·K.M.辛普森,在反思当时华人学生学习英语的问题时指出:“对英国来说,英语是人们渴望继承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,但对其他民族来说则是一种艰难的习得。我有时诧异他们(华人)为何急于要学会这种语言。我曾把这个问题作为文章考题提出来,并从不止一个考生中得到了同样的回答,‘因为美国人使用这种语言’。”

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原院长、教授虞建华归纳,民国的英语教育是小众的、少数人的教育,生源非常有限且质量很高。当时的情况是,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,因是强势文化,因此实行全部西化教育。这些都使得后来的毕业生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能力很强。

另外,他认为,当时的高校拥有真正自主考试的权利,这可能在指向性方面引导学生加强的是英语能力培养,而非现在以多项选择为代表的客观题型考察。这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。

1949年后

英语教育在遇冷中变形

1949年10月后,首先热起来的外语是俄语。

1949年后,中国政府宣布“一边倒”,向苏联老大哥学习,中美外交关系中断,英语被俄语替代,成为第一大外语。随着朝鲜战争爆发,英语更成为冷门。而外语教育的目的是:“外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”。

从1953年开始,从中学到大学,俄语成为最受欢迎的外语。1954 年,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,已开设的一律停止,初中英语教师转入其他学科,或改教俄语。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9年。最能证明当时英语遇冷的是,1957年全国只有850名中学英语教师。

中苏关系热度,并非一直高温。1956年,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指出,必须扩大外语教学。1956年年底, 英语专业开设高校回升到23所,学生2500余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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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60年代,中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,英语开始逐步回归人们的视野。1961年,教育部颁发中学英语教学方案,要求重编英语课本。1962年,英语被列为高考科目。两年后,教育部提出,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,并要求增加学英语人数。

“文革”时期的英语教育,基本处于停滞状态。

1966年6、7月,中小学学期考试一律停止。北京市更是要求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。当年年底,中央发文要求,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,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“和所在队、社一起搞”。

停课闹革命,英语教育无从谈起。1966年6月,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请示报告,指出目前所用教材,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,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,不能再用,必须重编。而当时负责编写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专业人员,被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。

1967年2月,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,不过英语课迟迟未能复课。直到1969年,英语才重新出现在课程表上。

“文革”期间,英语教育的停滞和混乱,从教材上就可以体现。1969年7月出版的山东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二册书本上,标明“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”。

1971年“9·13”事件,林彪身亡。随后,在周恩来的主持下,国务院通过了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》,强调重视英语教育和英语教材改革。但是,这种纠偏迅速被压制,“极左”思想再次占了上风。

1973年6月30日,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青、生产队长张铁生在参加高考时,在白卷后写了一封不赞成文化考核的信。这封信被全国报纸转载,文化考察成了旧高考制度的复辟。1973年夏,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名女中学生的考卷上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:“我是中国人,何必学外文,不学ABC,照当接班人……”

“白卷事件”和“顺口溜”很快闻名全国,英语学习受到排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“文革”中的英语教材充斥着政治词汇。比如:ever-red sun(不落的红太阳)、running dog (走狗)、the great leap forward (大跃进)、fall in (集合)、line up(战队)、front pass (向前三步走)、halt(立定)、sling arms(背枪)、fix bayonet(上刺刀)、air-raid alarm(紧急警报)、black-out(灯火管制)、antiaircraft machine-gun (高射机关枪)。而类似的句子也很常见: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!(我们宽待俘虏!)Stop!or well fire!(站住,要不我们就开枪了。)Dont try any tricks!(别耍花招!)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!(把你们的密码说出来!)What is your password!(你们的口令是什么?)1

1978年后

开放的需求中走上神坛

到了1980年代初,中国开始重视英语,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,因为它被认为对大学学习和就业越来越有帮助,而且被广泛认为是“国际交流和贸易的语言”。

与此同时,对于外国文化和语言相关的“精神污染”,担忧依然存在。1978年的教学大纲以下列语言在政治上赋予合理化:在某些方面,英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:国际阶级斗争、经贸斗争、文化和科技交流、国际友谊发展等……

这部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,重点发生了转移,从政治转向了经济,其中的观点在1993年的英语教学大纲中又针对初中加以重申,规定如下:外语是与其他国家交流的一项重要工具并能在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、科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
1993年教学大纲的目标还包括促进交流,学习外国文化。这些目标后来又在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修改稿中针对初中做了修改。

此后的英语,被一个人推上了“如日中天”的地步。

出国英语口语教学

“I enjoy losing face. I welcome setbacks. Relish suffering. Seek success.”1990年代后期,中国英语教学法是一场由一位名叫李阳英语教师推动的。据称,他给1300万中国人上过英语课,他的教学法是疯狂英语,他不停地让他的听众:“尽量大声讲!尽快地讲!尽可能清楚地讲!”

他不停地说着他的自卑情结,13次大学考试不中,连续3个学期英语没过关。他说,中国人学习英语关键是缺乏信心。“我们需要什么?我们需要英雄。我们还需要什么?我们还需要英语。”李阳大声地告诉他的助手。

他还告诉学生,在海外教英语可以赚钱,“在日本教英语,最高工资每小时3万美金……去周游世界吧!”

当然,李阳口中还不断重复“Never let your country down!”和“Make the voice of China be widely heard all over the world!”他还雇佣一个胖乎乎、开始秃顶的美国人在台上当丑角。他自己被前呼后拥,是个明星,他也赚了很多钱,他从书和磁带销售中获利。

发明了这种被国外英语语言学专家称为“莽汉”式英语的李阳,近日加盟了一家直销店,“他终于找到了归属”,一名网友如此评价。

不管英语多么热,对它的态度因人而异。1995年的一份报告说,很多学生都不愿学习这种语言,之所以学习是英语很重要,而学生们则是“纯粹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”。据他们称,大多数中国人学英语不是为了国际交流,而是为了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。

尽管如此,英语教学继续扩展,后来出现了英语热。许多城市出现了英语角,各种涉及英语的证书越发受到欢迎。英语成为中国第二种强大语言。英文报纸、英文广播、英文电视等都在增加。

还有,到英语国家求学受到追捧。1997年的一份报道称,1978年至1997年间,共有27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,其中40%去了美国。据人民日报报道,1978年到2000年,共有40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。

中国的英语热却是主要体现在考试热上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消费研究院报告显示,在考试的带动下,国内英语消费群体有3亿人,有5万所英语培训机构,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,并以年增长率30%的高速增长。

“英语热不是问题,而考试热确实问题大。各种级别考试充斥在这个国家,考试种类过多,其实这里面有精简的空间。”顾东林担心,英语考试社会化会带来的问题,“会不会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?是否会冲击正常的教学?”

当北京市高考英语权重降低后,有人把这种调整归因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。对此,担任教育部英语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长达10余年之久的虞建华教授认为,增加母语权重减少英语权重,这只是个微调,与民族自信无关,更不是所谓的民粹化。

而对于此举能否带动母语热,受访者多认为不能直接画等号。

“这种调整,不能因为考试分值的调整,就想带动母语热,这还是分值决定论。”顾东林指出,英语热的降温,是否直接导致母语热,还需要更强的逻辑证明。

当早报记者告知有人提出取消中学阶段英语教学时,顾东林回应说,30多年来,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教育对中国人认识了解外面的世界,可以说功不可没出国英语口语教学,“不能因个别人的想法,想废除就废除。”

对于学习英语的困难问题,虞建华教授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认为,学习英语不快乐,是教育问题,不是语言问题,“数学也一样(难)。”他指出,英语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,这就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,加上目前有些教学方法不科学,加重了学习者的负担。

每当议论纷纷之际,中国的不少英语教学名家都会强调,掌握一门外语过程中,学习文化非常重要。毕业于清华外语系,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王佐良教授,曾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。在上世纪80年代,但凡学英语的,都会识得他的大名。他曾给外语学习者一条建议:

“语言之有魅力,风格之值得研究,主要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。”

(本文参考了《中国式英语—一部社会语言学史》,《跨文化视域下的外语教学》等书籍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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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admin